为了加强对民族文化、文明和文学建设，我们约请了部分著名作家、评论家为读者提供一些他们正在关注的问题。从他们或认真或随意的文章中，希望能给人们些许思考和启示，以期引起讨论。
主持人 赵晋华
雷达：
●多找具有更高文化价值、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话题
●“怎么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关于学术研讨和理论批评，希望视野再开阔一些，话题更丰富一点，不要局限于当下过于具体的小题目，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纪之交，最好能有回首本世纪的一种视角，多找具有更高文化价值、有更长的时间段，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话题。如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就是一个大题目，进入9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更突出了，应该不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定位和一般描述，而进入更深层次的学术探讨和自省；另外，关于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要注意把学术和政治区分开来；前段时间，关于“人文精神”和“后现代主义”的话题，希望能够继续深入讨论下去，目的是为了强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的建设。
我们在80年代后期，曾经很注意“怎么写”的问题，90年代以来，似乎又转向了“写什么”的问题，我认为“怎么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好好研究，我们就只能陷入一种粗糙而简单的写实阶段，使中华民族文学不可能进入一个很高的境界。目前关于现实主义文学问题的讨论，空泛的议论较多，具体的、深刻的分析较少；过去曾讨论过的立足反映论、超越反映论的问题，有继续讨论的价值，我们应该努力从艺术规律、从创作实践出发，参照世界文学一体化的大趋势，进行深入的研究。
刘恒：
●报纸上的种种话题要有趣，哪怕两分有趣也对得起花钱买报纸的人了
做人没有品位，难免多嘴多舌，小题大作。办报却不同。有趣的报纸，发出的声音好听，不是一个腔调。无趣的报纸嘴很紧，题目大，扎在牛角尖里哼哼叽叽，小器得不行，读了让人难过。碰上单位发东西，最不可惜的包装纸是谁？它自己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算了。
无论如何，报纸要有趣，报纸上的种种话题要有趣。十分有趣很难，五分有趣就不错，哪怕两分有趣也对得起花钱买报纸的人了。世事万种，趣味何在？办报的人倘若不知道，读报的人也只好不知道了。
有趣之外，之上，还要有益。蚂蚁打架有趣，蝴蝶恋爱也有趣，一回两回可以，日久便不行。读报的人也许没有脱离低级趣味，但是他真正关心的肯定是蝴蝶配对和蚂蚁离婚以外的事情，出报纸的卖话题的先生小姐们不可不察。然而，何为有益呢？我要说知道一定是假装知道，而以报为业和以报为命的人心知肚明，是早就一清二楚的了。
至于我自己，眼下没有话题。受金融危机的遥远影响，脑子里按捺不住的念头只有一个：明天，下个星期，下个月，下半年……迟迟不长的稿费应该长一长了吧？
大家都知道，应该了。
周政保：
●譬如小说，说来说去无非是一个赢得读者的问题
●即便如“怎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也足可以进入永远的思考行列
关于小说、散文或诗的创作，我都说过一些并不怎么“学术”、但自以为比较切合实际的看法。譬如小说，说来说去无非是一个赢得读者的问题，或一个以怎样的方式赢得读者的问题。而一说到小说的质量，也就与写家的质量联系到一起了。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如创作观念、文化态度、以及“叙述革命”之类，但在折腾得不知所措时，也就得回过头来重新琢磨了。即便如“怎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也足可以进入永远的思考行列。当然，要让一部小说得到所有读者的青睐，甚至让文学圈里的人都叫好，这无疑是一种痴者说梦的想法。
如今的文坛，谈小说创作的人很多，尤其是批评界，似乎谈小说才是一种造诣。我想大家都能发现，报告文学是批评界谈得最少的一个领域，但报告文学又是近年来获得了“疯长”的领域。尽管有些被称为“报告文学”的作品是算不得报告文学的，然而，报告文学的“疯长”仍然是事实。于是不能不想到：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个领域的“疯长”？以致有些“贴近现实”的小说也写得有点儿像报告文学？鉴以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的原理，此间的蹊跷及奥秘是值得人们想一想的，起码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些文坛的真实，如作家心态的真实。此情此景，无论是堕落还是那种富有使命感的进步，评论家是应该说点儿什么的，但我们却听到了评论家批评评论界的很严厉很正经的声音。其实，这种“批评”没有太大的意思，因为每个评论家都从自己做起，评论界不就有个模样了么！
王干：
●虽然再过两年文学就告别90年代，但这些年来对1990年至今的文学的研究并不充分
“90年代文学”显然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因为在未来的文学史中它或许是“新时期文学”的延伸和发展，或许是另一个新的文学时期的开端或序幕，这是我们尚不料及的。但这并不意味可以忽视90年代文学，从而放弃对90年代文学的研究。
虽然再过两年文学就告别90年代，但这些年来对1990年至今的文学的研究并不充分，特别是对90年代文学的整体研究尤为匮乏。这不仅与90年代文学创作的数量和质量不成比例，与80年代文学评论对同时期文学的关注程度和研究成果相比更显窘迫。造成这种窘况，一方面是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由80年代的巅峰状态转入低谷，文学评论的阵地和影响力都为传媒遮蔽，另一方面则由于“从业人员”锐减，80年代蔚为壮观的批评家队伍出现流失，同时90年代涌现的文学新现象也对批评家自身的文化结构和审美定势提出了挑战。加强对90年代文学的整体研究，在总结这一时段的文学历史的同时，也给文学史留下鲜活的研究资料，还会为新世纪的文学发展提供某种参照。
李书磊：
●文学评论界面临的迫切问题是要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立场
●还有一件应该做的工作就是继续80年代对新的批评方法的学习与实验
我觉得文学评论界面临的迫切问题是要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立场。目前既有的文化理论与价值都不能完全表达我们内心的倾向，都不能完全解释我们面临的复杂而诡异的文化现实。我们需要创造新的理论，以获得个人化的文化立足点，并使我们的批评活动获得意义。而这项工作应该从对既有理论仔细的阅读、研究与对当前文化进程的调查开始。
文学批评界还有一件应该做的工作就是继续80年代对新的批评方法的学习与实验。80年代新方法的鼓噪曾盛极一时，但当时也仅限于鼓噪而已，没有对西方批评范例的认真阅读和掌握。今天批评界颇有闲暇，可以将这件事进行下去了：以丰富我们对本土文学、文化乃至我们自身的理解。
杨匡汉：
●建议作者们考虑形成一种“北派学风”：大器、凝重、实证、灵动
文学发展到90年代，尽管作品铺天盖地而精品寥若晨星，但它已不再仅仅按政治学社会学规定的路数运作，而在多维的文化时空间展开，则是不争的事实。文学研究者有责任对当下投注以理性的激情，向人们描绘与析述90年代文学的基本图景。这种描述，应当戒拒那种空话套话及“正确的废话”，戒拒那种与文运文本相“隔”而自称握有真理的好为人师式的训教，也戒拒那种将一己之见视作历史神圣而缺少学术雅量的蛮横，而以当代的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为指南，解放学术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以客观、公允、追求学理性与原则性为研究向度。经过多次学术对话，在一定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策划了《90年代文学观察丛书》列入科研计划。这套丛书将由十个专题研究组合而成。它们是：寻找90年代文学地图；反思先锋文学；现实主义在90年代的新变；双调夜行船———90年代的女性书写；走向边缘的诗神；散文的新生代；90年代的文学批评；母语思维与写作；公共空间中的个人化言说；90年代都市文学评述。上列问题大致是当前创作界和批评界所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构成了中国90年代文学风景线，急需我们深入观察，总结得失，指点迷津，提供知识，复予前瞻，以对当代文学发展有切切实实的理性推动。我同时建议作者们考虑形成一种“北派学风”，即八个字：大器（大手笔，大气度）、凝重（体现思想的厚重与深度）、实证（注重文本，言之有据）、灵动（富于才情，切忌“八股”）。可以告慰于读书界的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陈思和：
●如何确立评选最佳小说的标准
新年里的第一件事情，是与几位年轻朋友编好了第五卷《逼近世纪末小说选》，这是一套将用8年时间编完的小说系列。第四卷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五卷的工作结束得比较早。我觉得编年度小说选就像一个小说排行榜。年底的时候许多报刊杂志都以各自的标准选出1997年的最佳小说，我们这一部小说选其实也是一种选法，当然因为标准不一样，与大多数选出的排行榜也不一样，可能会引起议论甚至争论。我们选出的作品有：
余华：《黄昏里的男孩》、阎连科：《年月日》、严歌苓：《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丁天：《饲养在城市的我们》、红柯：《鹰影》、李洱：《鬼子进村》、西?：《青衣花旦》、张冀雪：《新麦地》、朱文：《尖锐之秋》、叶兆言：《王金发考》、刘庆邦：《平地风雷》、鬼子：《学生作文》、王安忆：《文工团》、李锐：《万里无云》、林白：《说吧，房间》
我们编选的标准，是看作品在表达当下人们向世纪末行走过程中的精神向度有没有提供新的因素，看作家对小说艺术如何建构当代人的心灵世界有没有探索，以及看文学艺术在抗衡日益庸俗、肉麻、并缺乏想象力的现实环境的努力中体现新的批判力度。对于过去一年中的小说创作的种种看法，我将会在小说选的长序中详细论述。
邱华栋：
●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重要
现在改革已到了一个比较深入的阶段，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重要，知识分子应该关心这个问题。仅仅局限于文学圈子里的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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